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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邦珐琅100年

文章作者:  发布日期:2019-10-19 17:54

  中国搪瓷100年了,它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容器,是送给尼克松的国礼,也曾是张爱玲式的体面

  谢党伟一直清楚地记着一个时间——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批产品送上集装箱,靠在炉窑边哭了一个半小时。

  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盘子。外层是一种被时光磨损的白,盘内淡绿色的底上印着一粉二红3朵牡丹花。一共3个,摞在一起,在一片色彩明艳、图案精美的搪瓷产品里,显得很是暗淡。

  它们已经38岁“高龄”了,老,旧,毫无竞争优势。但在谢党伟心中,全场1000多件展品都不及这3个小圆盘对他更有意义。

  1978年,谢党伟参加上海市青年工人能手比赛,与20位喷花高手PK摘得桂冠。这3个盘子正是他当年的赛场之作(共有10个),除了光泽略有耗损,没有一丝刮痕,不露一块铁皮。

  “我保存它们很仔细,在家里都是用红布包起来,隔一两天拿抹布擦擦,很爱惜的。”谢党伟告诉《博客天下》。他轻轻拿起一个细细打量,表情柔和,眼神亲昵。凑近了,能看到他右手近食指的虎口处结有一块厚厚的茧子,那是喷枪常年摩擦留下的印记。

  当年他喷绘这些盘子时不过22岁,是上海久新搪瓷厂的普通工人。现在他60岁了,随着搪瓷产业没落,从生产者变成了收藏者。

  2016年11月24日在上海嘉定区八分园举办的“中国百年搪瓷展”,让谢党伟一偿夙愿——那些被他视为宝贝的搪瓷藏品不再蜗居家中、积灰于仓库,而是作为艺术品供大众观赏——一千多件展品,大部分是他的私人收藏,少部分来自其他收藏家与搪瓷日用企业的捐赠。

  搪瓷又称珐琅,最早出现在埃及,是一种利用高温涂凝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温、耐磨、绝缘等性能,曾被广泛运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饮食器具和洗涤用具上。但随着近年价格低廉、拥有更好工艺的瓷器、不锈钢等制品涌入,日用搪瓷产品逐渐销声匿迹。

  “从1916年上海闸北设立的第一家现代搪瓷厂算起,2016年恰好是中国搪瓷的百年纪念。”谢党伟说,这是两年前他和妻子史惠娟商量“借用”她的八分园举办展览的初衷。

  谢党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妻子,他27岁的儿子谢贤、儿媳高欢欢、儿媳的朋友臧洁雯也参与了策展。一年前,正是这3位学服装设计出身的85后年轻人携手打造了以搪瓷为发声点的设计师品牌“玖申”。

  “玖申”谐音“久新”。作为已经关闭的上海久新搪瓷厂最后一任厂长,谢党伟把手中看似已经熄灭的火炬传到了年青一代手里。

  场馆一角的视频录制场地布置成了1958年上海寻常人家的生活场景:老式缝纫机上搁着一个搪瓷茶杯,一座半人高的木橱上整齐摆放着搪瓷饭盒、木钟摆、搪瓷暖水壶,一侧的三脚木架被6个花纹各异的搪瓷脸盆占得满满当当。

  前几个小时,几位结伴而来的中年女性走到这儿停住脚步,拿出手机、单反一阵拍。其中一个烫着鬈发的女性兴奋地拍着同伴肩膀说:“啊,我姆妈上班时就用这种搪瓷饭盒,太熟悉了!”

  除了搪瓷展品,其他老物件都是谢贤淘来的。他戴着黑边圆形眼镜,三七开的刘海往右厚厚一翻,整个人新潮又精神。缝纫机是借的,三脚木架来自二手市场,“钟摆和木橱是外婆家的,那个外镶镜面的旧木衣柜我从动迁房废墟里搬出来的”。

  因为父亲生产和收藏搪瓷,1989年出生的谢贤从小和搪瓷朝夕相处。从他记事起,家里能装东西的器皿几乎都是搪瓷做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父亲,搪瓷制品也是40后至80后成长记忆里再熟悉不过的物件。

  自19世纪初,搪瓷被西方国家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继而从日本等地进入中国后,它就逐渐被国人改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1917年创设的中华美术珐琅厂是中国人自办的首家搪瓷厂。到了1930年代,上海搪瓷业兴盛一时,发展为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彼时的上海,宽边、原肚、深底的九星牌“得胜面盆”销路最广,食盒、食籃也颇受人们欢迎。

  物美价廉、流行于底层家庭,这是大众习惯于为搪瓷贴上的标签。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珐琅主要运用于一些工艺品上,服务于欧洲豪门贵族,是他们私人定制的高级器物。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珐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隋唐时期,之后一直在宫廷打转,明代的景泰蓝即是个中产物。由于景泰蓝的釉料是从西方进口,价格昂贵,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

  珐琅技术从贵族工艺品转向民用,进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将大量低质珐琅制品倾销到中国,并带来了“搪瓷”这一从日语转化而来的词汇。由于是舶来品,搪瓷在民间一度被称为洋瓷。又因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现分野,工艺品仍叫珐琅,日用品则称搪瓷。

  搪瓷在中国的普及最初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富裕之家到寻常百姓的转化过程。民国早期,只有城市里少数有钱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种程度上,它堪称那个年代的奢侈品,装饰着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

  大户家庭出身的作家张爱玲就曾用网兜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张恨水熬夜写《金粉世家》时,陪伴他的也常是炉子上咕咕作响的搪瓷茶壶。

  1949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搪瓷产业,上海一些搪瓷厂内迁支援长春、兰州、开封等地。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从部队到工厂到农村,从茶杯、碗盘、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无处不在;上至国家领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谢党伟对搪瓷的初印象源于一只普通的搪瓷小碗,白净素坯上是手撒的星星点点。那是他那代人的童年集体记忆——外婆、奶奶总是用这样一只碗喂孙辈喝粥。

  受邀参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对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记得小时掉落过一只搪瓷碗,换来妈妈的一记巴掌——“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打坏了!”长大后,周禹鹏离开上海随知青下乡,随身携带的则是“最时兴”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展区一楼,有一个露出点点锈迹的搪瓷面盆。白底,深肚,内圈绘制十朵牡丹花,卷边一圈绿色的瓷釉部分剥落,盆底略微发黑,硕大的红色“奖”字却清晰可辨。这是1962年长春搪瓷厂发给年度优秀宣传员的奖品。

  那个物质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具常被当作“奖品”或“礼品”。年轻工人进厂,获赠搪瓷杯;当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捧回的也多是印着“奖”字和单位名称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时,“老寿星面盆”则是发给老员工的纪念品标配。

  谢党伟夺冠喷花比赛的奖品,就是一个口径10厘米的搪瓷杯子,上面写着“上海轻工技能比赛”及一个大大的“1”,他舍不得用,赠给了外婆。

  在很长一段时间,搪瓷制品还是年轻人婚礼上的“硬件”。谢党伟记得,国画家穆益林曾为久新搪瓷厂设计了一套主题为万紫千红、花好月圆、芙蓉鸳鸯、竹编牡丹、金钱牡丹五朵金花的小配套描金系列产品,卖得最为紧俏,须凭结婚证明才可购买。一套定价122元,包括2个面盆、2个杯子、2个痰盂,月工资约40元的上海普通工人得省吃俭用上半年。饶是如此,“我们厂的职工结婚,也只能买二等品”。

  如同粮米油盐,日用搪瓷的涨幅牵动消费者的心,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86年,《价格月刊》刊载了《全国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价格执行情况》,针对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与沈阳、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杂件的价格浮动情况做了详细数据统计。

  1980年代,轻工业部还在重庆硅酸盐研究所成立搪瓷职工大学,这所学校在6年后迎来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电视台的专题片拍摄组,还被重庆市科委鉴定为出科研成果最早、最多的职工大学。

  因为深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1949年后搪瓷制品一度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上面印着领袖头像、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及运动语录。

  先是抗美援朝慰问杯。白底红字、天蓝色滚边,毕加索的鸽子飞在上空,上书“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谢党伟印象很深,那时上海的国营搪瓷厂“大概生产了72万件这样的杯子,由中央慰问团带给前线战士,人手一个”。

  “上山下乡”时期,知青行李里多半装着一个由本地革命委员会分发的搪瓷杯,还是白底红字,写着“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口号。

  1963年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搪瓷杯上的文字随即变成了“做红色螺丝钉”、“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十年“文革”,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随处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些杯子除了零售,还被厂家批量采购用于员工表彰。“我的师父跟我讲,只要新语录一出,车间里就会马上组织工人喷花、烧制,连夜包装出厂。”谢党伟指着六七个大小不同、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说。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中央慰问团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厂联合定制了97万件以为背景的搪瓷杯,杯身上写着“自卫还击,保家卫国,胜利纪念”、“来者必歼”等宣传语。

  搪瓷制品被当作政治宣传载体,素有传统。中国搪瓷工业的崛起最初其实也是源于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来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冲击,相应地,铸丰、益丰、中华等一些民族搪瓷企业相继创立。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益丰搪瓷厂自发特制喷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纪念脸盆,市民竞相争购。与之相对,日本在华搪瓷厂渐次倒闭。

  谢党伟的收藏里,有不少承载特殊年代政治印记的搪瓷。他有一件珍贵的民国搪瓷藏品,没有展出。那是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青天白日中国党徽,反面印着青底白字的“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1948年“双十节”,尽管败局初定,却不忘向久新搪瓷厂订购“国庆”纪念品。这块党徽安然度过“文革”岁月,至今毫无损坏痕迹。

  1970年代,谢党伟初到久新时,搪瓷日用品上的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他最常喷的图案是花、叶、鱼、船,不再是口号、语录、伟人头像。他琢磨喷牡丹花要内深外淡,喷城隍庙九曲桥得走直线,甚至为一条鱼调配出深浅不一的6种灰色,准备6支喷枪,渐次上色。

  但在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强的信心来源。比如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是在民国开发的“柿形”脸盆基础上,中国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级的工业设计——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畅优美。出于自豪感,人们称之为“36厘米双搪得胜式脸盆”。

  除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项目,搪瓷产品曾经还被当做国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获赠一套上海搪瓷三厂生产的熊猫图样汤盆,并将其陈列于白宫。1977年,上海搪瓷一厂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下榻的宾馆里制作了裙板式彩色浴缸。

  改革开放后,久新搪瓷厂被列为外宾接待单位,样品室来过多位外国领导人。临别时,厂里会送欧美元首一对搪瓷咖啡杯,送伊斯兰领袖一套搪瓷茶杯——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1999年,谢党伟接待了美国搪瓷协会创始人伍德饶·卡本特,这位93岁高龄的美国客人当场画了一个圣诞快乐的盘子,随即烧制成搪瓷盘。如今这个盘子属于谢党伟的珍藏。

  搪瓷的式微,谢党伟认为跟不锈钢、铝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关——它们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简约。如今,中国搪瓷协会登记在册的搪瓷民营工厂仅剩百余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只有20多家,80%销售到国外。

  虽然在城市家庭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某些农村和兵团,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学者邬建华走访多个新疆兵团家庭发现,一半家庭还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饭,在搪瓷盆里洗脸,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杂物或者种花——搪瓷曾陪伴他们走过炮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又成为兵团生活和审美文化的一部分。

  谢党伟一直清楚地记着一个时间——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批产品送上集装箱,靠在炉窑边哭了一个半小时。

  2000年前后,上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搪瓷产业整体下行,加上生产过程难以避免地产生污染,轻工业局要求国营搪瓷厂停产关闭,久新是坚持到最后的一家。

  算下来,谢党伟在这家工厂已待了近30年。1973年,18岁的谢党伟进入上海搪瓷六厂(即久新)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在制坯、搪烧、喷花等车间轮岗学习,两年后分配至这家已有43年历史的工厂的喷花车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研习,谢党伟和副手每天能喷420个面盆,远远超过车间两人一天喷240个的平均定额。1979年,他被评为上海首届新长征突击手,受邀去外滩乘游轮,到工人文化宫演讲,“真是火了一把”。

  此后,谢党伟历任团委书记、组织科科长、喷花车间主任、厂长助理。1994年,久新厂搬迁至浦东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新厂房,引进了先进技术、生产线和污水处理设施,谢党伟也开始了管理全厂1600多号人的厂长生涯。

  鼎盛时期,外销订单源源而来。做厨房用具,做大型浴缸,也做大型平板。“那时候很兴奋,什么都敢做,只要来单子都敢接。”谢党伟回忆起好的年景,厂里月均能装50个集装箱,年均产值1.6亿元,最高的一年做到了2.2亿元。

  久新搪瓷厂关闭后,轻工业局安排谢党伟去其他行业的国营厂做厂长,他拒绝了,并撂下一句话:“我不做旧体制的殉葬品”。卸任后,谢党伟拉上久新的十多个技术人员,去彼时距离上海市区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南汇区中港村开办私营搪瓷厂。

  谢贤去过两次南汇,印象深刻的,一是路途遥远,另外就是父亲“完全不像一个厂长该有的样子”的穿着——一件打着补丁、内里棉毛外翻的厚外套,裤子鞋子也灰扑扑的。一看父亲的办公室,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桌子,而他的卧室是一间位于阁楼、5平方米的小黑屋,床边沿堆满搪瓷制品。

  内外因素叠加,坚持了快一年,谢党伟的搪瓷创业以失败告终。从不会唱歌的他学会了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唱着唱着就流眼泪。消沉了一段时间,谢党伟决意转行,但搪瓷仍是生活的重心——从此专注于搪瓷收藏。十多年下来,他共收藏了2600余件搪瓷制品,涵盖日用品、工业品和工艺品。

  2014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的史惠娟萌生了一个想法:打造一处文化会所,既作为和好友们喝茶、看书、聊天的固定空间,又能举办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分享活动。

  之后,她买下嘉定八分园这处完成历史使命的小区售楼地盘,邀请专业团队改造、设计。此时谢党伟内心也涌现一个清晰而强烈的念头——举办一次百年搪瓷展。那年元旦,他尝试在新浪微博上发起搪瓷老产品展示与转发活动,网友们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至今有332万人次阅读分享,底下跟着10000多条评论。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做这件事。

  于是,一番商议后,妻子负责提供场地,27岁的儿子负责策展,谢党伟负责展示藏品和实现心愿。

  没转行前,谢党伟就有意识购买自家厂产品,也买兄弟工厂的新品、精品。转行了,他就趁着周末到古玩市场、旧货市场淘老搪瓷物件,每淘到一个特别开心,回家就把它仔细洗净,用心包装。

  除了买,他还有一个法子,就是“讨”。谢党伟每次出门,背包里都要放上一沓塑料袋,“万一人家有搪瓷愿意给我呢”。去朋友家做客,谢党伟不径直走到客厅,而是第一时间拐入厨房,“先看看里头有没有搪瓷”。

  也全不是白讨。如果提前知道某位老同志家里有搪瓷藏品,谢党伟会估算好价格,提上相应价值的礼品去换。如果搪瓷品在外省市,他就写信索取,家里时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邮包。出国公干或旅游,谢党伟最爱去文化集市、古玩市场,淘淘当地特色的搪瓷品。

  孤身奔波于搪瓷收藏之路,谢党伟的一大感受是:“大家都觉得搪瓷太低微,太常见了。像1980年代时兴的结婚套装一共122块。景泰蓝要一千多块多块,陶瓷要六七百块,可搪瓷才百来块出头,这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啊。”

  他对一位画家的话一直耿耿于怀。那天,画家朋友到家里做客,看到堆叠遍屋的搪瓷,脱口而出:“谢党伟,你收藏这些破铁皮,有空!”

  “有空”翻译成上海话就是“介空”,是贬义词。“他是说我闲得发慌,没事儿做!”提起这茬时,谢党伟正拿着一个全国限量生产22个的紫色繁花搪瓷面盆,平和语气里陡然夹杂些许愤然,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也不由得瞪大了。

  亲历搪瓷强势入侵生活,妻子史惠娟一度难以容忍。她热爱旅游,旅程结束总会挑一个纪念品,放在卧室的橱柜里增添艺术气息。这难免要跟丈夫的搪瓷收藏品争夺空间战。

  她劝说谢党伟调整收藏类别,比如玉石、景泰蓝等市场认可的艺术与商业价值更高的物件,但这类谈话往往像一场独角戏,谢党伟反应寥寥。“他跨不出这步,想的念的就只有搪瓷而已。”史惠娟对《博客天下》说。

  儿子谢贤曾一度觉得父亲的爱好不可理喻,但考虑到自己依然保有一方未被搪瓷侵占的独立空间,他也并不反感——直至这次采访,谢贤才知道自己房间的床底下,父亲也偷偷存放了许多搪瓷藏品。

  本科毕业,谢贤前往意大利米兰修读品牌与奢侈品管理。学习之余,他辗转去到欧洲各国旅游,带着父亲嘱托的唯一任务——收集当地好看的好玩的搪瓷制品。他看到蕴含欧洲古老手艺的搪瓷物件,也接触到融合新潮元素的搪瓷设计,对搪瓷的好感慢慢滋生。

  真正颠覆他对搪瓷的认知,是2013年春天的一次出游。谢贤和女朋友高欢欢一同去捷克首都布拉格旅行,正好遇上复活节集市。马路两旁的小摊位一个接一个,除了手绘着城市、动物或卡通图案的搪瓷碗、盘、杯,手工艺人还把搪瓷做成发卡、耳环、胸针、吊坠,不一定特别精致,但复古又好玩。

  他突然意识到,搪瓷不需要大红大紫,不需要口号式的贴花,它们完全可以做到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活泼趣味的样式,“突然发觉搪瓷这东西真的蛮好玩的,记到心里面去了”。

  在国外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搪瓷,也给了谢党伟与儿子一起重振搪瓷事业很大的信心。他去过美国家庭,发现他们用的搪瓷“是一流制品”,器形、颜色都与国内不同,充满现代感的设计,符合人们的审美。

  2015年上半年他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世界搪瓷大会,现场有老工匠敲敲打打,为搪瓷挂坠手绘釉彩,小小一个开价50欧元,买的人居然不少。

  八分园三楼展区中央,一个高大的四方体装置引人注目。外层套着一个圆形镂空的正方形厚纸板,两块双面玻璃呈“十字形”交叉,东南西北依次摆设的不同主题的搪瓷品,既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又映衬于两侧玻璃中。

  “这是伊斯兰风情花纹,这些搪瓷品欧洲人很喜欢,还有我们传统的牡丹花系列。”绕装置一圈转到南面展示区域时,谢党伟会暂停几秒,用一种尽量低调的语气向参观者介绍,“这些是我儿子他们用了一年制作的几款作品。”

  展出的搪瓷产品包括“收获”、“流淌的世界”和“The Thread”三种主题。最小的牛奶杯139元,8寸盘子429元,最大号茶叶罐599元,不仅在外观突破了传统,谢贤创立的“玖申”也一改搪瓷往昔的低廉定价。

  “我们在微店、良仓网站和一些线下买手店都卖得不错。”负责品牌管理和产品定价的臧洁雯告诉《博客天下》。加上礼盒形式的批量销售与定制设计的单子,“原本打算亏两年”的玖申,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现金流转正。

  2014年夏天,谢贤和高欢欢相继回国,一个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书,一个先后在快时尚公司和设计师工作室工作。两个人一直想要做一些跟设计、创意相关的事情,一年后他们正式向谢党伟提出“做搪瓷”的想法。

  “他们问我能不能做,我说搪瓷一定能做。”看到年青一代对搪瓷有兴趣,谢党伟非常高兴,愿尽全力支持,却也谨慎、担忧。他们一起分析搪瓷的前景,对比国内外搪瓷情况,讨论当前行业问题,最后统一认识:坚决不做烂品。

  新品牌取名“玖申”,蕴含着对上世纪久新搪瓷厂的缅怀与传承。2015年暑假,谢党伟带着儿子儿媳赶赴浙江、山东、广东等地的日用搪瓷厂实地考察。

  “你带我们去看最好的搪瓷工厂,我们就想做出最好质量的搪瓷。”谢贤告诉父亲。他们来到浙江安吉的一家搪瓷厂,铁皮、釉料、花纸都从日本进口,曾为无印良品做过订单,员工接受过美国设计师的配料、涂抹培训。

  那是谢贤第一次完整目睹搪瓷制品的制作过程。一只普通的搪瓷罐子至少要经过20道以上工序——制坯,酸洗,制釉,涂搪,晾干,烧制,贴花,再烧制,晾晒。尽管铁皮可由大型器械自动压制成不同器形,但涂搪、贴花都带着工人手作的温度。

  谢贤向厂长展示产品设计图,有带棱角的锥体的,有碗状双层中空的……厂长皱着眉,看一个,拿起笔打上一个“×”。谢贤心里一凉,“来之前没有想到,搪瓷受技术限制这么多”。

  只能请工人们为仅剩的几款产品打样。作为高欢欢的大学室友,臧洁雯是被样品打动的,“和我小时候用的土土的搪瓷碗不一样”。之后她辞去服装公司商品企划一职,成为“玖申”第三位核心创始人。

  浙江安吉的这家搪瓷厂主做外销,单品订单多是几万件起。玖申的单品只有几百上千的量,起初对方不乐意接这么小的单子。关键时刻,谢党伟的面子和昔日江湖地位起了作用。

  “收获”系列验货时,谢贤和高欢欢在安吉待了3天,“干了一件让贴花工人彻底烦我们的事”——死守贴花工序,将300多个贴歪、有气泡、接线不齐的杯、盘扔到水里泡花,然后刷子与手并用地撕掉花纸,晾干了再让工人重新贴。

  这一系列反响不错,中年群体、年轻人都能接受。谢党伟提到,他的一位姓赵的年轻朋友买了牛奶杯,发现本来不爱喝水的儿子喝水频率明显增加,特意发来微信表示感谢。

  搪瓷协会、轻工业协会里的老一辈搪瓷人,对年轻人的创新很是认可,他们也是“玖申”背后提供技术和工艺支持的强大“亲友团”,公开场合或私下碰面,都称谢贤等为“搪瓷二代”。

  筹备多年的中国搪瓷百年展顺利开幕,谢党伟心中总算放下一块大石头,但新计划又酝酿而生——过几个月,他想再办一个小型的国外精品搪瓷展。作为总顾问,他还关心“玖申”的下一步战略。“研发投入还要加大,既然做了就要抢在前面,不能被赶超。”他哑着嗓子叮嘱儿辈。

  谢贤点点头。他已为“玖申”绘好蓝图:从一张餐盘做起,逐渐扩大品类最终打造成一个家品牌。年轻人的野心不囿于搪瓷,他试图把伴随着自己成长记忆的日用搪瓷,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为父亲,也为自己。

  2016年初,三个80后臧洁雯、高欢欢、谢贤(从左至右)共同创立“玖申”

中邦珐琅100年

  这玩意不是淘汰,而是三十多年还按部就班的按老模子做,过时了,与时俱进的升级工艺,怎么能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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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不是淘汰,而是三十多年还按部就班的按老模子做,过时了,与时俱进的升级工艺,怎么能卖不掉???

中邦珐琅100年

中邦珐琅100年

  搪瓷制品其实缺点也很大,就是不禁磕碰掉釉子,寿命较短,优点是样式非常美观,比如很容易做进语录啊,风景啊,国画啊,比如我见过一个图案是武汉长江大桥,有主席题词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搪瓷盆,与时代高度合拍,图案非常美观,这是任何一种其他日用器不能比的,另外颜色洁净容易清洗,利于讲究卫生,造价低廉。过去我国一般各阶层爱用铜盆,铜壶等日用器皿,可用百年以上,搪瓷进入百姓家受到接受与时代有绝对关系,解放后由于铜紧张,颁布禁止用铜规定,铜日用制品基本不在制造,只能选择搪瓷的,还有用生铝熟铝造的,有用镀锌铁板手工做的盆壶什么的,不求美观,也较实用,塑料盆属于下品的东西,讲究人不用,过去上海是丰收牌,水库牌搪瓷制品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质量非常好,沈阳的质量也可以,讲究实在,上海的搪瓷工业没落了是很可惜的,接过接力棒的浙江河北河南一些乡镇厂也造搪瓷日用器,主要出口,余下内销,一般来说质量低劣,与当年的国营厂的货没法比,但是也算传承下来,文章的介绍的企业家应该是属于技术派的厂长,钻研搪瓷技术,以技术为乐,看见搪瓷品非要比试高低,研究工艺。其实只有这种厂长才能做出优质的搪瓷制品,可惜啊,现在搪瓷制品一些原材料也不是以前了,能恢复当年的质量基本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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